郑贵妃（明朝万历皇帝的贵妃）

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1567年—1630年[b]），郑氏，本名正史无记载，有推断为郑梦境。北京大兴县人，明神宗朱翊钧贵妃，福王朱常洵、邠哀王朱常溆、浣怀王朱常治、云和公主、灵丘公主、寿宁公主生母，南明弘光帝祖母。

万历九年（1581年）朝廷备选九嫔。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明神宗册封九嫔，郑氏被封为淑嫔，位居九嫔第二位，其在之后的四年内逐步晋封为德妃、贵妃、皇贵妃。 崇祯三年（1630年），郑皇贵妃薨逝，谥号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清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朝廷成立，郑贵妃的孙子朱由崧在南京践祚，追尊祖母为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

人物生平

初入宫闱

万历九年（1581年）八月十二日，没有子嗣的明神宗因“储嗣未蕃”，命“博选淑女以备侍御”，内阁首辅张居正查得嘉靖九年明世宗遴选九嫔旧例，上奏明神宗。八月十八日，明神宗敕礼部，要求选择”年十四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民间女子，容仪端淑，礼教素娴，及父母身家无过者“，并特意嘱咐“安静行事，毋得因而骚扰”。

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六日，明神宗御皇极殿，传制册封九嫔，郑氏容貌艳丽出众，受册为淑嫔，位居九嫔第二位。

郑皇贵妃多年后重刊《闺范图说》，在自序中也写到了当时自己参加遴选淑女时的情况：“及其十有五年，躬逢圣母广嗣之恩，遂备九嫔之选。“[5]因郑贵妃的出生年份无确实记载，有作者据此推测为隆庆元年（1567年）左右。

万历十一年（1583年）七月二十六日，明神宗谕内阁，淑嫔郑氏因孕进封德妃，是为九嫔之中第一位封妃之人。八月七日行德妃册封礼，遣定国公徐文璧、朱应桢为正使，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为副使持捧节册，册封淑嫔郑氏为德妃。明神宗在德妃册文中夸奖郑氏：“柔嘉玉质，婉嬺兰仪。“[8]至此，郑皇贵妃开始在万历一朝崭露头角。

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郑德妃生下皇次女云和公主， 明神宗大喜，不仅为女儿取名为轩姝，取朱家爱女之意，并按旧例诏取太仓银十万两，光禄寺银五万两来庆祝小公主的新生，最终因内阁劝谏改为十万两。

万历十二年（1584年），郑德妃怀孕，八月七日，明神宗遣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申时行为正使，恭顺侯吴继爵，彰武伯杨炳，大学士许国为副使，各持捧节册，进封德妃郑氏为贵妃。

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郑贵妃生下皇次子朱常溆，不幸出生时夭折。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十九日，明神宗追封皇第二子为邠哀王，遣成国公朱应祯、大学士申时行持捧节册行礼，后安葬金山。

据万历朝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的曾孙，在清代《先太常公传略》里的记载，郑贵妃身怀皇第二子时，宠冠后宫已三年矣，明神宗与之戏逐，而伤身，致皇二子早夭。郑贵妃因而怨怼于明神宗，神宗怜惜贵妃，便与其私下盟誓，若再有生子必立为东宫。后皇第三子出生，明神宗果然特加优待。“上与之戏逐而伤之，生三月不育。”其曾祖姜应麟为明代言官，因上疏劝立皇长子为太子而受贬谪。

朝廷非议

明朝文学家沈德符在其所著的《万历野获编》一书中写到，明宪宗之万贵妃受宠之时已非年少，而恩宠不衰，“亦犹今上（明神宗）之专眷郑贵妃，岁三十年也。”从郑皇贵妃参选九嫔进宫，一直到明神宗驾崩前，留下立郑皇贵妃为后的遗言，恰如沈德符所言，三十八年矣。

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初五，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朱常洵，明神宗以内库银两缺乏为名，讨要太仓银十五万两，用以庆祝皇第三子出生。

二月三日，大学士申时行等上奏，请立皇长子为太子，被明神宗以“元子婴弱”为由，推迟两三年再行册立。二月五日，大学士申时行等再次上奏，重申了早日册立国本于社稷有益，又针对明神宗”元子婴弱“的借口提出了解决方法，即可以先行册立之事，至于太子出阁讲学则可以推迟两三年再举行。明神宗对此只批示“遵前旨行”，并于是日谕礼部：“贵妃郑氏，进封皇贵妃。”

此旨一出，引来众人反对，二月八日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题曰：贵妃郑氏以孕育蒙恩，但名号太崇，“ ”且郑贵妃所生只为皇第三子，皇贵妃之名应先封皇长子的母亲。而皇长子之母王恭妃反居于其下，岂不长幼颠倒，伦理不顺。故请先册立恭妃王氏为皇贵妃，后及郑氏，并立皇长子为东宫。[22]明神宗在看到此疏之后震怒，手颤不能御笔，以手拍御案几裂，贬姜应麟极边杂职，为广昌县典史。

二月九日，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璟亦上疏请求立储，并反对独封郑氏为皇贵妃，王恭妃亦该进封，以显示皇帝没有偏爱之嫌，明神宗怒命其贬谪三级，得行人司司正。

二月十日礼部上疏，再次请立皇储，且并封王氏、郑氏为皇贵妃，上不听。

二月十九日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在奏疏中对明神宗关于独独进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非为储贰，因其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的解释，予以辩驳。他认为这是一种托词：“天下之人但见恭妃王氏诞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者也，岂毫无敬奉之劳？而未闻有奇封之典。贵妃郑氏敬奉勤劳，积有月日固然，而何其一生皇子，即有皇贵妃之封也？奇封之典贵妃能得之于皇子方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于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之所以不能无疑也。”他为姜应鳞、沈璟辩护，认为二人被贬，反而导致人心更加怀疑。二臣所说，不过是“重储贰”“定大本”，因为立嫡以长自有定分，希望陛下早定而豫教，与陛下“立储自有长幼”之意，正好相合。他们所说的“慎封典”“详大典”，不过是说，恭妃、贵妃都诞育皇子，贵妃不应该独封，希望并封恭妃，并没有阻止贵妃之封。这也和皇上所说“册封非为储贰”之言，并不违背。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姜、沈二臣贬谪呢？这正是天下之所以深深怀疑的地方。所以他主张，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将恭妃、贵妃同时进封为皇贵妃。

三月二日，明神宗命册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

万历十五年（1587年）九月九日，郑贵妃生下皇四子朱常治。[28]皇四子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七月十四日早夭，[29]未满周岁，追封沅怀王。

万历十六年（1588年）八月十三日，郑贵妃生下皇六女灵丘公主朱轩姚。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三月十日，郑贵妃生下皇七女寿宁公主朱轩媁。

国本之争

万历十四年（1586年），贵妃郑氏生皇第三子朱常洵，进封皇贵妃。因皇长子之母王恭妃不得进封，且神宗一直拖延册立太子，朝臣疑心郑贵妃图谋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便争言立储，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朝政，神宗概置不问。前后争吵长达十五年，使得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明神宗身心交瘁、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由此拉开序幕。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对明神宗进行批评、劝诫，使明神宗大为光火。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明神宗于毓德宫召见辅臣申时行等人，对于疏中“溺爱郑氏，偏宠贵妃”的指责解释自己没有偏宠溺爱，说“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何曾有偏”。在申时行再次提及尽早立储之事时，明神宗又做出解释，只是自己认为长子犹弱，欲等其健壮再行册立之事。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三月，郑皇贵妃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祈福立碑，碑文由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王锡爵亲自撰写，但不知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在碑文中竟出现了“皇三太子”的称谓。在东岳泰山与国本相关的几个碑刻中，王锡爵撰写的《东岳庙碑》是最早出现“皇三太子”称号的碑，这也是最早称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的历史记录。

在泰山三阳观，郑皇贵妃曾分别于万历十七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派乾清宫太监立了三通醮记碑文，其中万历二十二年《皇醮记碑》和万历二十四年《皇醮记碑》皆出现了“太子”的称号，而此时东宫未立，对照万历二十年的北京《东岳庙碑》已称其“皇三太子”，显然“太子”所指为朱常洵。另有万历二十三年《太上老君常清静经》的碑石，碑阴题刻: “万历乙未八月吉旦，大明皇三太子发生刊板永远舍施。差官曹奉。”直称朱常洵为“皇三太子”。只有万历十七年郑贵妃的第一通醮文，当时还称其子为“皇子”，未有“太子”之说。

郑皇贵妃与明神宗在国本之争的敏感时期，祭告象征正统的东岳泰山，并称其子朱常洵为“太子”或“皇三太子”，其欲借助泰山的超自然的力量，争立国本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另外，对于泰山有诸多祠庙，为何郑贵妃会选择规模影响并不大的三阳观修醮，周郢认为是神宗一派在斗争中缺乏外廷支持，不敢将其内心所属的太子人选公诸于世，所以选择将真实意图隐含在幽僻的三阳观短碣中。而田承军则从三阳观的命名上解释郑贵妃所以选择此观的因由，认为泰山的三阳观，从字面来看便有“三阳交泰”即好运即降之意，因而希望其子登上太子之位，才是她选择至三阳观修醮的本意。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乾清宫、坤宁宫被大火烧毁，明神宗先是移居毓德宫，后移居启祥宫，皇后随之亦居住于启祥宫，但“中宫不复得时奉晏闲，惟翊坤宫郑皇贵妃及其他宠嫔侍左右”。皇后与皇帝同住于一宫，但是依然不得相见的情形，使得京中流言遍起，盛传中宫久病，侍卫不过数人，膳食服御，俱为明神宗裁减大半，王皇后渐渐抑郁成疾。大臣们怀疑，明神宗此举是想等待皇后病逝，好立郑皇贵妃为后，继而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皇长子讲官黄辉从内侍处探得宫中情况，言皇后多疾，左右之人多认为待得王皇后崩逝，郑皇贵妃将正位中宫，遂将此事告知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十月王德完上疏明神宗，应当眷礼中宫，疏入，帝震怒，并将其下诏狱拷讯。十月三十日明神宗传谕内阁，称皇后乃圣母所选之原配，一直优容以待，只是近几年来为人逐渐变得悍戾不慈，不得以时常教训于她，以全妇道。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春，皇长子朱常洛移居迎禧宫，十月立为皇太子，然而并未消除群臣的疑心。

由于明神宗过于偏爱郑贵妃及其所出的皇三子朱常洵，在国本已立之后，外廷对郑贵妃及其子朱常洵的疑心依然不减。发生于万历二十六年的妖书案，万历四十一年，王曰干状告郑贵妃为立己子，施行厌胜之术，诅咒李太后、明神宗和太子朱常洛，万历四十三年的梃击案，郑贵妃都被或多或少的牵涉其中。

对于郑贵妃在这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所充当的角色，清朝的史官在编写《明史》的时候认为，郑皇贵妃“亦非有阴鸷之谋、干政夺嫡之事，徒以恃宠溺爱，遂滋谤讪"，不过是因为明神宗对其过于溺爱，无端招致诽谤上身。

遗言封后

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夏天一直到病逝，明神宗的身体始终不好，且病痛不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王皇后病逝，在明神宗拖延皇后葬礼，逾三月都未为其上尊谥、写神牌神主的情况下，明神宗病危时依然对太子留下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神宗不仅在遗言中称郑皇贵妃为太子朱常洛的母亲，并一反礼制，在皇后去世不到四个月的时候，再次册立皇后，为了给郑皇贵妃在自己驾崩后名分和物质待遇上最大的保障。

《明宫词》通过年老宫人的描述，记载了明神宗临终前犹顾视郑贵妃思念爱子的情形，“时上（明神宗）年高，王皇后稀进见。当大渐时，犹顾视贵妃，谆谆以河南（福王）为念。”

明光宗继位后命礼部继续立后事宜，但受到内阁的强烈反对。礼部左侍郎孙如游上疏反对遵封郑贵妃为后，虽然先帝念在郑贵妃的劳苦，理应至少给予名分，但详细考察累朝典故，并无此先例，且以原配为后，乃皇后嫡体至尊，以妃为后者，皆是因为其子为帝的缘故。并向明光宗言明，遵从先帝遗命非孝，尊礼实为大孝。疏入，未报。

八月十九日，郑皇贵妃之侄，左军都督府带俸都督佥事郑养性上疏明光宗，请求收回皇贵妃封后成命，久之乃允。

不久明光宗驾崩，朝臣兵科右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吏部尚书周嘉谟等人，使郑养性力劝姑姑郑皇贵妃迁出乾清宫，才久之始息。

明熹宗即位大婚时，理应由后宫资历最高的郑贵妃主婚，但在内阁干涉下由神宗朝刘昭妃主婚并掌管太后印玺。

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二十五日，郑皇贵妃薨逝，崇祯皇帝命将郑皇贵妃葬在神宗朝李皇贵妃的墓中，位于明十三陵陵区的银泉山“神宗五妃墓”。五个月后的崇祯三年十月，郑贵妃葬入李皇贵妃园内。谥曰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清顺治元年，郑贵妃的孙子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称帝，并追尊祖母郑贵妃为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

人物评价

明神宗朱翊钧：尔肃肃在公，辄宣劳于视夜。

《明史后妃传》：万、郑两贵妃，亦非有阴鸷之谋、干政夺嫡之事，徒以恃宠溺爱，遂滋谤讪。

万历首辅王锡爵：“即如皇贵妃身处深宫，履兹宠盛，饥寒不切于身，恫瘝不经于目，而亦慨然脱簪遗珥以为救荒之助，则皇仁之所感动可知。其自皇贵妃而上，两宫圣母、皇上中宫任天下国家之重者，必有非常施舍，以救垂绝之民命。以祝皇上圣母万岁，皇贵妃千岁。”

《酌中志》：皇贵妃郑娘娘近侍各于善衙门带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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