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崇祯帝)明朝第17任皇帝
崇祯帝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字德约,明朝第17任皇帝,亦是清朝入关前最后一任大明皇帝,年号“崇祯”。
崇祯帝为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异母弟。长至八九岁的兄弟中为第三。五岁时,其母刘氏获罪,被时为太子的光宗下令杖杀,朱由检交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于天启二年(1622年)被兄长明熹宗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公元1627年9月30日)驾崩,由于没有子嗣,朱由检受遗命于同月二十四日丁巳(1627年10月3日)登基,时年十八岁(周岁16岁)。次年改元崇祯。
崇祯帝一生操劳,日以继夜的批阅奏章,节俭自律,不近女色[5]。崇祯年间的勤奋,与万历、天启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即位之初就大力铲除阉党,曾六度下诏罪己,惜其生性猜忌多疑,毕生独揽大权,未善与官员放心合作,故无法挽救衰微的明朝。明朝末年民变不断,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崇祯十七年(1644年)发生甲申之变,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一树自缢身亡,终年三十五岁(周岁33岁),在位十七年。
南明予其庙号“思宗”,后改“毅宗”、“威宗”,南明弘光帝上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清朝追谥“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端皇帝”,庙号“怀宗”;后去庙号,改谥为“庄烈愍皇帝”,葬于思陵。
朱由检头像取自1906.11上海《月月小说》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朱由检生于万历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1611年2月6日)寅时。他的父亲明光宗朱常洛虽早在万历廿九年(1601年)被立为太子,但光宗父亲明神宗其实一心想立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是因为群臣国本之争,才勉强保住了朱常洛储君的宝座,故朱常洛一直得不到明神宗欢心。朱由检母亲刘氏则是朱常洛的婢女,亦不得朱常洛的欢心。祖父讨厌父亲,父亲讨厌母亲,所以朱由检幼年并不幸福。五岁时,朱由检母亲刘氏得罪,被父亲朱常洛下令杖杀,之后将朱由检交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西李生了女儿,照管不过来,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及至朱由检长大,在天启二年(1622年),被当时已继位为帝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封为信王,刘氏追封为贤妃。
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明廷选周氏为信王妃。十一月,朱由检出居信邸。次年二月初三,与周氏正式完婚。
登上帝位
天启七年(1627年),年仅廿二岁的明熹宗朱由校驾崩,由于朱由校三名儿子皆早夭,朱由检作为他唯一在世的弟弟继承皇位。当时朱由检年仅十六岁,是为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辅臣批评,崇祯连忙自我检讨。
天启七年十一月(1627年),崇祯帝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崔呈秀之后,再将其贬至凤阳。途至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大势已去,遂与一名太监自缢而亡。此后崇祯帝又杀客氏,崔呈秀自尽,其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与此同时,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
面对困局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十四年,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保定巡抚徐标被召入京时说:“臣自江推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崇祯十四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十室九空。
内忧外患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遭大水,十四年有旱灾与蝗灾并发,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流贼兴起,游民更是加入阵营,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崇祯帝先用杨鹤,抚恤变民;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讨伐流贼的将领。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皆功亏一篑。流贼闯王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此时北方满人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加上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崇祯帝说:“朕御极之初,摄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因协民艰,廉通者又迁疏无通。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清修明史说崇祯帝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世传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这种讲法终明之世并无所本,仅流行于乾隆之后。一些学者倾向于相信崇祯帝杀袁崇焕,并非是皇太极的反间计得逞。由于袁崇焕是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时激愤误杀。事实上,崇祯帝生性多疑,所以仅擅杀毛文龙一事,便足以使崇祯帝心存忌惮。再者毛文龙旧部大都误认为是皇帝要杀毛文龙,于是把怨恨转移到皇帝身上,大举哗变,造成日后一连串悲剧事件的发生,终于致使前线态势一发不可收拾。袁崇焕不能不为此负责。
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崇祯帝的滥杀也日趋严重,总想以重典治世,总督中被诛者七人,巡抚被戮者十一人,连拥有崇高地位的内阁首辅也不能幸免,被杀二人,而其他各级文官武将更是多不胜数,不能详列。崇祯帝亦知不能两面作战,私底下同意议和,但被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因此崇祯帝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一旁的卢象昇立即告诉皇帝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崇祯帝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18],卢象昇最后战死沙场。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崇祯又想和满清议和而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商议计划,后来陈新甲因失陷城寨之事被崇祯处死,与清兵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在陈演、光时亨等反对和不情愿负责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事后崇祯帝指责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后来,崇祯再次跟李明睿和左都御李邦华复议南迁的计划,并要大学士陈演担当责任,陈演不情愿,于是在不久后被罢职。第二次南迁计划失败后,崇祯让驸马巩永固代口要求重臣守京师,并以“圣驾南巡,征兵亲讨”为由出京,诸臣唯恐自己因皇帝不在京城而变成农民军发泄怒火的替死鬼,故依然不让崇祯离京。
至此,流寇叛变已经十多年,从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纵横数千里之间,白骨满地,人烟断绝,行人稀少。崇祯帝召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徐标说:“臣从江淮而来,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仅存四周围墙,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听不见鸡鸣狗叫。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像这样陛下将怎么治理天下呢?”崇祯帝听后,潸然泪下,叹息不止。于是,为了祭祀阵亡将士、罹难难民和殉国的各亲王,崇祯帝便在宫中大作功德法会来祈求天下太平,并下诏罪己,催促督师孙传庭赶快围剿农民军。
自缢殉国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府,张献忠部陷蕲州,明将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崇祯任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三桂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监杜勋投降,十五日,大学士李建泰投降,李自成部开始包围北京,太监曹化淳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十七日,围攻北京城。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军以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守军或逃、或降。下午,曹化淳开彰仪门(一说十八日,贼攻广宁门急,群回倡乱开门,外城遂陷。次日,贼自东直门角楼缘城而上,大城遂陷。一说是十九日王相尧开宣武门,另张缙彦守正阳门,朱纯臣守朝阳门,一时俱开,二臣迎门拜贼,贼登城,杀兵部侍郎王家彦于城楼,刑部侍郎孟兆祥死于城门下),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太监王廉急告皇帝,崇祯帝在宫中饮酒长叹:“苦我民尔!”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一剑刺死。崇祯帝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又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未死)、长平公主(未死)、昭仁公主。
三月十九日拂晓,大火四起,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时天色将明,崇祯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崇祯帝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后在景山老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死于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丑时,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其遗书:
“ “朕自登极(或作登基)十有七年,虽朕凉德藐躬(或作薄德匪躬),上干天咎(或作天谴、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
三月二十一日尸体被发现,大顺军将崇祯帝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示众,也允许投降的诸臣前往送葬,只是人数不多,“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只有主事刘养贞极其悲痛,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
崇祯帝死后,自杀官员有户部尚书倪元璐、工部尚书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协理京营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卿吴麟征、左中允刘理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前户科都给事中吴甘来、武库主事成德、兵部主事金铉、左谕德马世奇、检讨汪伟、右庶子周凤翔、太仆寺丞申佳胤、吏部员外郎许直、户部员外郎宁承烈、光禄寺署丞于腾云、副兵马使姚成、中书舍人宋天显,滕之所、阮文贵、监察御史王章、陈良谟、陈纯德、经历张应选,顺天府知事陈贞达等、外戚如驸马都尉巩永固、新乐伯刘文炳、惠安伯张庆臻、宣城伯卫时春,锦衣卫都指挥使王国兴自杀,太监自杀者以百计,战死在千人以上。宫女自杀者三百余人。绅生生员等七百多家举家自杀。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与皇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礼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庙谥号及陵寝
顺治元年五月初六日,摄政多尔衮以李明睿为礼部侍郎,负责大行皇帝的谥号祭葬事宜,李拟上先帝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端皇帝,庙号怀宗[35][36],并建议改葬梓宫。后因崇祯帝梓宫已入葬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的园寝,便不再迁葬,改田贵妃园寝为思陵。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以“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宗”为由,去怀宗庙号,改谥庄烈愍皇帝,因而清代史书多简称为庄烈帝或明愍帝。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顺天府部杂录十一》、《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七》、《读礼通考·卷九十三》三书均引《肃松录》和《北游纪方》,称思陵神牌题为“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又引《北游纪方》称思陵神主题为“大明怀宗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端皇帝”,又引《肃松录》称思陵立有“庄烈愍皇帝之陵”的石碑。《明诗综·卷一》则称神牌是由顺治初年定的“一十六字”加上改书的“庄烈愍皇帝”组合而成。神主甚至又改“愍”字为“端”,并仍题庙号“怀宗”二字,可见康熙年间的思陵神牌和神主是由顺治年间两次加谥崇祯帝的庙谥号混杂而成。《崇祯长编·卷一》作“果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当是清廷所给谥号在传抄中产生了讹误。
南明安宗之大臣张慎言初议崇祯帝之庙谥号为“烈宗敏皇帝”,高弘图拟庙号“思宗”,顾锡畴议庙号“乾宗”。赵之龙上疏弹劾高弘图议庙号之失,称“思为下谥”。顾锡畴又拟庙号正宗,但未被采用。最终在崇祯十七年六月定先帝谥号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
弘光元年李清上疏请改思宗庙号,多次上疏皆被驳回。管绍宁拟“敬宗”和“毅宗”两号备选,同时又有人上疏请求改为“烈宗正皇帝”。弘光元年二月丙子改上庙号毅宗,谥号未改。唐王监国,改思宗为威宗。
人事任命
宰辅
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来宗道、杨景辰、周道登、钱龙锡、韩爌、李标、刘鸿训、成基命、周延儒、何如宠、钱象坤、温体仁、孙承宗、文震孟、吴宗达、郑以伟、徐光启、钱士升、何吾驺、王应熊、张至发、黄士俊、孔贞运、林焊、贺逢圣、刘宇亮、傅冠、薛国观、程国祥、杨嗣昌、方逢年、蔡国用、范复粹、姚明恭、张四知、魏炤乘、谢陞、陈演、魏藻德、黄景昉、吴甡、李建泰、方岳贡、范景文、邱瑜
将领
卢象昇、孙传庭、吴三桂、丁启睿、袁崇焕、洪承畴、左良玉、高杰、刘泽清、秦良玉、官重光、曹文诏
宦官
魏忠贤:司礼监秉笔太监,人称九千岁。
张彝宪:司礼太监。骄纵颇受宠信。
高起潜:在内侍中,以知兵称。
杜勋
曹化淳
王承恩:曹化淳名下也,累官司礼秉笔太监。随崇祯皇帝自缢其下。
方正化:崇祯时,为司礼太监。城陷时,虽击杀数十人,仍遭砍杀身亡。
人物评价
与其他朝代的亡国之君不同,崇祯帝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崇祯帝一直勤政,以力图挽救过去祖辈皇帝的过失。崇祯帝即位,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外有满洲铁骑,虎视耽耽,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镇的兵饷积欠到30多月[44],次年二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皆告缺饷达36月之久,加上崇祯帝个人才干不高,在内外交困之下最终无力回天。
推翻明朝的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帝的性格相当复杂,在去除魏忠贤时,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明史》说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
张岱认为“思宗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机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然而,他“惟务节省”,以至“九边军士数年无饷,体无完衣”;又“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至“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及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
《明史》评价崇祯帝:“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顺治帝评价崇祯帝:“本朝入关定鼎,首为崇祯帝、后发丧,营建幽宫,为万古未闻之义举。”1657年,顺治谕工部曰:“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于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谒崇祯陵的时候,顺治大呼说:“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48]。”顺治对崇祯的书法更是高度赞赏。史书记载,僧弘觉向顺治索字,顺治说:“朕字何足尚,崇祯帝乃佳耳。”说完叫人一并拿来八九十幅崇祯的字,一一展示,“上容惨戚,默然不语”。看完了,顺治说:“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使人不觉酸楚耳。”又说:“近修《明史》,朕敕群工不得妄议崇祯帝。”顺治的话,连弘觉都给感动了:“先帝何修得我皇为异世知己哉!”顺治写给崇祯的碑文是:“庄烈悯皇帝励精图治,宵旰焦心,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逮逆渠犯阙,国势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
谈迁《国榷》称:“先帝(崇祯)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痡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非淫虐,非昏懦,而卒与桀、纣、秦、隋、平、献、恭、昭并日而语也,可胜痛哉!”
康熙帝认为崇祯帝的复杂性格与其成长环境有关:“明季所行,多迂阔可笑。建极殿后阶石,高厚数丈,方整一块,其费不赀,采买搬运至京,不能舁入午门,运石太监参奏此石不肯入午门,乃命将石捆打六十御棍。崇祯尝学乘马,两人执辔,两人捧镫,两人扶秋,甫乘,辄已坠马,乃责马四十,发苦驿当差。马犹有知识,石何所知?如此举动,岂不发噱?总由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家庭
后妃
孝节贞肃渊恭庄毅奉天靖圣烈皇后周氏,1644年明亡之际依崇祯帝之命,在坤宁宫自尽而死。清顺治帝,谥周后曰孝敬贞烈慈惠庄敏承天配圣端皇后,与帝同葬田贵妃寝园,即明十三陵的思陵。顺治十六年十一月,改谥周皇后庄烈愍皇后,而明安宗则追谥为孝节贞肃渊恭庄毅奉天靖圣烈皇后。
皇贵妃田氏,1642年病死。谥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葬昌平天寿山思陵。
贵妃袁氏,1644年明朝亡国之际,依崇祯帝命自缢却未死,清朝入关后因其为崇祯帝最后的遗孀,得到清廷之哀怜与尊重,并由清廷赡养其终身。
顺妃王氏,原为选侍。
沈妃
王妃(第一)
王妃(第二)
刘妃
方妃
尤妃
范选侍,拜田贵妃为师学琴。
薛选侍,拜田贵妃为师学琴。
养艳姬,原为宫中乐女,明亡后出家为道姑。
蔺婉玉,太监蔺卿之侄女,原为宫中乐女,明亡后出家为道姑。
兄弟
熹宗朱由校、简怀王朱由㰒、齐思王朱由楫、怀惠王朱由模、湘怀王朱由栩、惠昭王朱由橏
子女
子
献愍太子朱慈烺,母孝节烈皇后周氏,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初四日生,在李自成败退时不知所终。
怀隐王朱慈烜,母孝节烈皇后周氏,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三生,不久薨,崇祯三年二月初二日命礼部定谥号追封,崇祯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葬于翠微山之原。
定哀王朱慈炯,母孝节烈皇后周氏,1644年不知所终。
永悼王朱慈炤,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1644年不知所终。
悼灵王朱慈焕(1633年-1637年),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崇祯帝第五子。民间所谓“朱三太子”,则是将朱慈焕误当是朱慈炯,传言他活着,故清兵入关之后,许多人假借他的名义起事,意图反清复明,造成清政府的统治难题。
悼怀王朱慈灿,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崇祯十年生,崇祯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卒,追封悼怀王,同年九月十六日葬翠微山之原。
悼良王,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三岁殇。
女
坤仪公主(名不详)(?-?),母庄烈愍皇后周氏,早夭。
坤兴公主朱媺娖(1630-1646),周皇后所出。朱媺娖生母为王顺妃之说法实为1996年台湾作家林佩芬所写的《天问·明末春秋》一书中的杜撰情节,但后来却被多次引用。而公主年纪,“甲申年十六”的说法仅仅存在于《明史·公主传》,其余史籍均作甲申年十五,并都写明为周皇后所出,与《崇祯长编》记录公主生于“崇祯三年(1630年),中宫出”相符[59]。因此明史应是记错了公主年龄,公主实际应为1630年出生。
昭仁公主(名不详)(1639-1644),1644年被崇祯帝杀死。
余三女皆早逝,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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