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明神宗万历帝）明朝第14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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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或称万历帝，号禹斋，为明朝第14任皇帝，年号万历，是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实际上的长子），生母李贵妃。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九岁的朱翊钧登基，是为明神宗。在位48年，是大明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谥号为“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明神宗在位前十五年，在首辅兼帝师张居正的领导下明朝一度呈现中兴景象，史称万历中兴，而在位中期亦主持万历三大征，保护藩属，巩固疆土。在张居正死后始亲政，因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上朝，国家机器运转近乎停滞，征矿税亦被评为一病。万历年间利玛窦觐见明神宗，开始西学东渐，但同时朝廷内东林党争开始萌芽、塞外又有后金势力虎视眈眈，在其晚年占领了明朝东北大部分地区，使明朝逐步退守山海关。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明神宗是明穆宗的第三子。出生时，父亲尚为裕王，母亲李氏为王府宫女出身。父亲裕王的第一任王妃李氏所生二子朱翊铃、朱翊均早夭。另，嫡母继妃陈氏无子。
作为实际上的长子，父亲明穆宗在登基后称他为“朕元子”。隆庆元年正月十八日（1567年），父亲正式起名为朱翊钧，意思是“夫钧者，言圣王制驭天下犹制器者之转钧也，其为义大矣”。隆庆二年（1568年），他被立为皇太子。幼时朱翊钧就十分聪惠，明穆宗在宫中骑马时，年幼的朱翊钧就大叫道“父王为天下之主，独骑疾骋，万一马惊，却如何是好？”穆宗听后欢喜万分，马上下马过来搂朱翊钧在怀里褒赏一番。其母李贵妃教子非常严格，每次经筵结束以后，便督促考问他今天所学的内容。朱翊钧小时候稍有懈怠，李贵妃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
隆庆六年，父亲明穆宗驾崩，朱翊钧即位，改元万历，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而他每天读书亦十分用功，朝章典故都读很多遍，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以后随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另外他的书法也十分出色，笔划遒劲，经常亲自赐墨宝给大臣，连张居正仔细端详作品，也不得不承认皇帝的书法是“挥瀚洒墨，初若并不经意，而锋颖所落却是奇秀天成”，但张居正终究认为他应该成为一位圣君而非书法家，便劈头盖脸奏训一顿，自此直到张居正死后朱翊钧才重新接触书法。
万历中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神宗显皇帝御容（朱翊钧画像）
神宗即位时只得九岁，故在位之初十年尚处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即位之初内阁纷争倾轧，阁臣之间关系恶劣，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引起朱翊钧极为不满，最后在张居正与冯保添油加醋下罢免了高拱。太后将一切内务大事交由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军政皆由张居正主持裁决，独握大权。
在小皇帝朱翊钧以及李太后全力的支持下，张居正大刀阔斧地实行了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清丈田亩，改革赋税，整饬军备，考察官吏，使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一改前弊。万历初年太仓的积粟达1300万石，可支用十年，仅仅是太仆寺的银两储蓄便多达四百余万，而太仓库更是有超过千万两的积蓄，国家繁荣昌盛，扭转明中叶以来的颓势，是为“万历中兴”。后人在论及此段发展情况时，多归功于张居正的鞠躬尽瘁，而对朱翊钧的倾心委任却往往忽视，实际上，随朱翊钧年纪长大，他也不再是名义上的摆设，张居正可以劝导、利用他干什么，却不能强迫他做出违心之事，因此张居正也有无可奈何之时。
神宗幼年，太后及张居正都希望其成为儒家所倡导的皇帝典范。万历八年，神宗因和太监孙海、容用出游行为轻浮不检，太监冯保告知李太后[。太后大怒道“天下大器岂独尔可承耶”，并拿出以霍光罢黜昌邑王之事威胁神宗，帝师张居正又乘机捉刀，写下罪己诏，言词犀利，以警惕皇帝。虽然保住王位，但也因此使神宗认为颜面尽失。一次神宗在读《论语》时，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音太大，吓得神宗惊惶失措，在朝大臣无不大惊。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江陵(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晚年张居正的权势之大，威权赫奕，连神宗都有所忌惮，曾经有丘岳由亚卿左迁藩参，曾以黄金制对联馈张居正“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张居正奉旨归丧时，地方大员行长跪礼，抚按大吏越界迎送，空前绝后。而夺情以后，张居正也日益偏恣，好同恶异，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时人益恶之，神宗亦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为后期清算张居正埋下伏笔。张居正死后，二十岁的神宗始亲政。
文献记载，神宗亲政后励精图治，虚心纳谏，屡蠲赋税，生活节俭，如仅在万历十一年间，蠲免并灾伤织造议留就已达银一百七十六万一千两。北京干旱，神宗关心民痪，亲自以旱诏中外理冤抑，释凤阳轻犯及禁锢年久的犯人。另亲自步行至天坛祈雨，皇上斋戒，亲躬步行将近二十里的路程而不乘车辇出，且丝毫没有因骄阳酷日而为难的样子，其举止从容不迫，表现的肃穆得体，百姓能一睹天颜，纷纷举首加额高呼“圣德尔”，另外又敕六部都察院等曰：“天旱虽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选有司。”蠲天下被灾田租一年。
朝鲜使者于《朝天记》、《朝天日记》中记载神宗年轻时仪容庄严稳重，额头广阔、下巴饱满，步伐矫健、神采威严，目光炯炯有神、举手投足之间使人敬畏，而帝王气度更是深不可测，是中外一至认为都有道明君。他在位的前十五年被评价“勤于朝政，励精图治，大有作为，足以称道，俨然如一代贤君”。
万历怠政
明神宗的老师、第一任首辅兼万历新政的策划与执行人张居正过世后第二年，明神宗斥逐冯保，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封号和谥号，并查抄张家，平反刘台冤案，起用因反对张居正而遭惩处的官员。万历十七年起（1588年），明神宗开始怠慢朝政（一说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写《酒色财气四箴疏》：“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邹漪《启祯野乘》卷一《冯恭定传》中也说到明神宗荒于酒色：“因曲蘖而驩饮长夜，娱窈窕而晏眠终日。”《明史钞略》记载万历二十一年王太后万寿时，神宗在暖阁召见王锡爵：……上曰：“朕知道了。”锡爵又奏：“今日见了皇上，不知再见何时？”上曰：“朕也要先生每常相见，不料朕体不时动火。”爵对：“动火原是小疾，望皇上清心寡欲，保养圣躬，以遂群臣愿见之望。”而明神宗也开始奢侈靡费，敛财挥霍，又屡屡从国库提银，史称“传索帑金”，并任用张鲸等奸幸。后因立太子的国本之争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郊、不庙、不朝。1589年，神宗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万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神宗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万历三十四年，礼科左给事中孙善继也极陈时弊说：“惟愿皇上修万历十五年以前之励精，复万历十五年以前之政体，收万历十五年之人心，庶平明之治成，垂拱之理得。”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但明神宗不承认，并表示他已经没有传召福王很久了，若真的每日接见，福王出入禁门，随从这么多，人所共见，必然耳目难掩。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110人）止存五人。”而明缅战争也因为明朝方面忽视而先胜后败，被缅甸东吁王朝蚕食孟养在内国土。
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审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临江知府钱若赓被神宗投入诏狱达三十七年之久，直至其子钱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万历帝才以“汝不负父，将来必不负朕。”将其释放。首辅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不辞而去。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上二十余疏请辞不得，最后也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因数请去职还乡不得，于是称疾不出，逾月才终于请辞成功。吴亮嗣于万历末年的奏疏中说：“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
樊树志的《万历传》考究里，中允地解释了明神宗怠政原因，源于健康状况恶化非子虚乌有，追溯万历十四年九月十八日以后，皇帝因病免朝，言“头昏眼黑，力乏不兴”。学者曹国庆认为万历帝患有龋齿、牙周病和氟牙症等多种牙科疾病，颌骨发育不良，面部凹陷而左右两侧不对称。对祭享太庙活动也只能权让勋贵代理，并无奈地说道“非朕敢偷逸，恐弗成礼”，后来又遣内使对内阁传谕“圣体连日动火，时作眩晕”，“圣体偶因动火，服凉药过多，下注于足，搔破贴药，朝讲暂免。”与定陵发掘后查证神宗左足有疾互相引证。且当万历十五年三月初六，圣体初安以后，神宗旋即上朝听政，随后又与三辅臣见面，并打招呼说“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忧心。”十六年二月初一又如常参与文华殿经筵，并兴致勃勃地与阁臣讨论《贞观政要》，唐太宗与魏徵。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时，收到雒于仁奏疏的神宗召见首辅申时行入见，当申时行向他提出皇上有病需要静摄，也当一月之间至少数次视朝，神宗并没有恼怒，只是解释道“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次年病情稍好后神宗与阁臣谈起病情，也是真情流露地说起自己久病的心情“朕近年以来，因痰火之疾，不时举发，朝政久缺，心神烦乱”。乃至神宗在位中期王家屏，王钖爵辅政期间仍是“面目发肿，行步艰难”，以致连嫡母仁圣王太后陈氏病逝，一向孝顺闻名的神宗也因病动弹不得，只能遣人代理，而遭受到朝臣猛烈的评击责难，有苦难言，此后神宗病情反复，在万历三十年病情之差甚至要一度立下遗旨，向沈一贯托孤。可见神宗在位期间的“动履不便”“身体虚弱”以致在位期间怠政，实不是推诿托辞。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并没有出现英宗以来的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迅速的反应，如万历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大火，神宗下罪己诏书，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庶务，但还是关心国家大事，而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多是在九重宫阙下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此外矿税之弊，即神宗在位期间的赋税措施，一般被是认为万历中年后弊政的一部分，万历摆脱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银的方式，增加内库的内帑，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一项弊政，也有许多的反对意见，认为矿税也有相当的好处，如矿税入内帑后大多用于国家救灾，饷军救急等。
万历三大征
神宗在军事上任用干练将校，先后主持发兵平定了播州（遵义）杨应龙之乱的播州之役、平宁夏哱拜之乱的宁夏之役、抵抗日本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以及奴儿干都司的朝鲜之役，维护了明朝的内部统一及宗主国的权威。此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如仅朝鲜一役消耗国库便高达银八百八十三万五千两，米数十万斛，对晚明的财政造成重大负担。但实际上明代晚期仅对后金的战事，耗费就高达六千万两之巨[50]，远超三大征，且三大征都是不得不打之战，如朝鲜一国势拱神京，地牵关海，蓟、辽之外藩，东江之咽噎，一或失守，重险撤焉，如若不打甚至打败了，明朝都有亡国之危。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而面对萨尔浒之战的大败，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
万历皇帝指挥的万历朝鲜之役使朝鲜保全了国家，避免了亡国的巨大危险，尽管朝鲜人对万历皇帝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鲜使臣的记录中，更多的还是对万历帝消极怠政、贪婪奢侈等恶劣行径的批评。而朝鲜使臣塑造的万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叶之后朝鲜对中国社会集体想像的转变，大明国的形象已经由朝鲜前期塑造的天朝上国，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环，而走向了没落。但在明清鼎革后，朝鲜对明朝的推崇思念又走向一个新的巅峰，朝鲜君王设大报坛，万东庙祭祀明太祖，明神宗和明思宗。朝鲜孝宗甚至一度打算北伐清廷，朝鲜士子儒生暗中使用崇祯年号几近三百年，鄙视清朝，并以宋时烈等为首推崇“尊周思明”“春秋大义”，称自己是“皇明遗民”，那怕隐居山中，一生不出仕为大明守节者也大有人在，甚至到近代朝鲜高宗称帝时，大明灭亡已超过二百余年，其即位时诸臣劝进仍是“神宗皇帝再造土宇, 则义虽君臣, 恩实父子...呜乎! 天命靡常, 皇社既屋, 帝统坠地, 独大报一坛, 乃皇春一胍之所寄...陛下圣德大业，宜承大明之统绪”，一切礼节皆取自《大明会典》。
西学东渐
神宗在位期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其中以利玛窦为代表。利玛窦还在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觐见了神宗，向神宗进呈《万国图志》、自鸣钟、大西洋琴等西方方物，获得了神宗的信任。
利玛窦还与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交情最好。除利玛窦来华外，来中国的传教士还有意大利的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人。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把西方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还有西方文化传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同时起了一种唤醒的作用。
国本之争
万历九年，神宗在向太后请安时，一时冲动，临幸一名宫女，生下了长子朱常洛（后来的明光宗泰昌皇帝）。因为朱常洛是宫女所生，神宗不喜欢他，且有意立爱妃郑氏所生的朱常洵为太子。万历十四年群臣上奏请神宗即立常洛为太子，万历以常洛尚年幼体虚未定，拖延不决。
万历二十一年，明神宗变本加厉，下手诏要将皇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同封为藩王。朝臣听闻一片哗然，纷纷上奏神宗。如雪片般飞来的痛批奏折，使神宗倍感压力，迫于众议只好不得已收回前命。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神宗才立其为皇太子。
而长久以来的国本之争引发出了两次妖书案，这些案件即是朝廷大臣内哄的缩影，可说是东林党争。
女真崛起
此时东北女真族兴起，成为日后明朝的隐患。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女真酋长努尔哈赤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凑“七大恨”，以掀起叛乱，并僭称国号为后金。四十六年四月，女真兵克抚顺，杀死辽东总兵官张承胤，朝野震惊。为了应付女真，把努尔哈赤“务期歼灭，以奠封疆”，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朝廷先后三次下令除了畿内八府及贵州以外，加派全国田赋九厘，合共增赋五百二十万，时称辽饷，明末三饷之始，而神宗有鉴于地方官员在辽饷外可能会额外征收火耗剥削百姓，特别下旨严禁。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领尚方剑，调兵遣将，并以李如柏、杜松、刘、马林四将分兵进攻后金，结果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和铁岭沦陷，首都燕京震动。
战争中，明神宗多有布置方略，但一直吝惜内库帑银，不愿拨内帑充饷，直至朝臣再三请求而后才勉强发了帑银十万，但其中多黑如漆或脆如土，致使师老饷匮。待四路殒将覆师后，神宗才又警愦振聋，发了近四十万两内帑银解赴辽东，并任用熊廷弼守辽东，并给予其大力支持，屯兵筑城，振饬军备，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虽然明神宗多年未正式上朝，但大到朝鲜之役，小到顺天府祈雨，均由皇帝在内宫作出，并发各部门直接执行。
驾崩
萨尔浒之战后，辽东失陷，神宗郁郁寡欢，焦劳国事。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王后王喜姐病逝，明神宗在众大臣的催促下，已无心思为王后操办葬礼。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1620年8月18日），神宗皇帝驾崩于紫禁城弘德殿内，享年五十八岁[63]。临终前遗诏指出大臣应勉以用心办事，以及废矿税，起用建言而得罪的官员，并要求册封郑皇贵妃为王后等。
朝鲜一国为此举哀。皇太子朱常洛立即发内帑（皇帝私房钱）百万犒赏边关将士。停止所有矿税，召回以言得罪的诸臣。不久，再发内帑百万犒边。八月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光宗即位后，内阁先是为神宗拟上庙号显宗、谥号恭皇帝，后来，朝臣认为谥号的“恭”是晋恭帝，隋恭帝两位末代皇帝的谥号，先帝圣谟不可殚述，而帝尧运乃神之德，于是后改成为其上庙号神宗，谥号显皇帝。九月，在位不足三十天的明光宗便在红丸案之中暴毙。因光宗即位不到一个月即告驾崩，孙子熹宗朱由校即位后，于十月丙午（10月27日）葬神宗于定陵。
弥留之际：
二十一日，放御医，皇帝御弘德殿，引接阁老方从哲、英国公张惟贤、兵部尚书黄嘉善、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八人，将手指面，教各臣看一看病至如此，又虑忧东事。方从哲等奏用人发帑等事。皇上将手连握数次，不久断气，是日酉时崩逝。
临终遗言：
朕嗣祖宗大统，历今四十八年久，因国事焦劳，以致脾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惟皇太子青宫有年，实赖卿与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遗诏
朕以冲龄缵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载，于兹享国最长，夫复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比缘多病，静挕有年，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寮采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方图改辙嘉与，天下维新。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盖愆补过，允赖后人。皇太子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尚其修身勤政。亲贤纳谏。以永洪图。皇长孙宜及时册立进学。瑞王，惠王，桂王。各择善地。令早就藩封。大小臣工务协恭和衷，辅理嗣君，保乂王室。是皆朕惓惓之至意也。内阁辅臣亟为简任，卿贰大僚尽行推补。两次考选幷散馆，科道官俱令授职。建言废弃及矿税诖误诸臣，酌量起用。一切榷税倂新增织造、烧造等项，悉皆停止。各衙门见监人犯，俱送法司查审，可释放者释放。东师缺饷，宜多发内帑以助急需。阵亡将士，速加恤录。丧礼遵旧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毋禁民间音乐、嫁娶。宗室亲王，藩屏为重，勿得辄离本国。各处总督、镇边、三司官地方攸紧，不许㹡去职守，闻丧之日，止于本处哭临三日，进香差官代行，卫所、府、州、县幷土官，幷免进香。诏告天下，咸使闻知。
陵寝墓地
万历帝的定陵1958年被发掘，万历帝尸骨复原，“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左脚略右脚短。文革时期的1966年8月24日，遗骨被红卫兵付之一炬。因此，万历皇帝之所以三十年不上朝的原因，有一说是认为自己身形不正，感到自卑，所以不敢见人。
陵寝的考古发掘
1955年10月4日，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人联名提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转给主管文化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并呈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得知后认为条件不成熟，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点头后，周恩来批下“原则同意”四字。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夏鼐负责发掘的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赵其昌（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做前期调研。赵其昌带探工在长陵未找到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吴晗等人汇报后，经商讨决定先试掘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后来吴晗和夏鼐认为试掘献陵对长陵的发掘参考价值不大，吴晗提议试掘永陵，遭夏鼐强烈反对，认为这与发掘长陵无异；试掘思陵，吴晗认为太小，是妃子墓改建。此后吴晗和夏鼐才想到定陵。杨仕、岳南合著的《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认为，吴晗和夏鼐想到定陵的原因有二，“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定陵的开挖始末，《风雪定陵》一书有详细的介绍。
1956年5月开始试掘，历时一年试掘成功，1957年打开玄宫。其玄宫由前室、中室、后室、左配室、右配室组成，石条起券，前室前面有隧道券，总面积1195平方米，出土文物3000多件。1959年9月30日，就定陵原址建为“定陵博物馆”，郭沫若题写馆名。1959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由于技术水平落后，出土的大批文物无法保存，发掘出土的丝织品变硬腐化。郑振铎、夏鼐为此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自此成为中国考古界的定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定陵遭到严重破坏，保存在定陵文物仓库中的万历帝、后的尸骨被红卫兵以“打倒地主阶级的头子万历”的口号被揪出。1966年8月24日，万历帝、后的三具尸骨以及一箱帝、后画像、资料照片等被抬到定陵博物馆重门前的广场上接受批斗并焚毁。
任用官吏
内阁首辅
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潘晟、余有丁、许国、王锡爵、王家屏、赵志皋、张位、陈于陛、沈一贯、沈鲤、朱赓、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方从哲、吴道南
名将
戚继光、李成梁、李如松、达云、麻贵、熊廷弼、王崇古、谭纶、李化龙、沈有容、杜松、刘、陈璘、邓子龙、骆尚志、官秉忠、董一元、柴国柱、张臣、萧如薰
太监
冯保：万历初年司礼监掌印兼秉笔太监，与张居正合作铲除高拱，助其成为首辅，其人善琴能书，但个性贪婪，后被抄家贬除。
张鲸：掌东厂。助万历罢除冯保后任秉笔太监。性刚果，万历帝倚任非常，但后渐招权受赇，最终得罪宠衰，减死充军。
张诚：司礼监掌印太监，以能干有劳绩，调度有方而著称。
陈矩：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为人平恕识大体，清廉正直，体恤官民。
陈增：矿税太监。增肆恶山东者十年。
陈奉：御马监奉御。每托巡历，鞭笞官吏，剽劫行旅。
高淮：尚膳监监丞。掠夺民财甚剧。辽东矿监，其党横行，激起民变。
梁永：御马监监丞。掠夺民财甚剧。
田义：司礼监太监，周慎简重，练达老成，性俭朴寡言，休休有量，有大臣度。
崔文升：郑贵妃宫中内侍。
人物评价
官方评价
明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明神宗显皇帝实录》总评万历皇帝一生说：“盖上仁孝圣神，迥绝千古，享国愈久，圣德弥隆，无挽近综核之烦，而自臻治古几康之理。海内沐浴玄化几五十年，国祚灵长，永永无极，所培毓远矣。先是因秉轴者惩操切之过，不无稍剂以宽大，而上明习政事，乾纲独揽，予夺进退，莫可测识。晚颇厌言官章奏，概置不报，然每遇大事，未尝不折衷群议，归之圣裁。中外振耸，四封宴如，虽以忧勤之主极意治平而不得者，上独以深居静摄得之，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未足况也。至慈护先考，终始无间，尤非草野所得窥，而为尧为舜之旨，更谆谆以期。 ……庙号曰神，殆真如神云。”
正面
黄汝良：“仓箱红朽无忧岁，南北敉宁不用兵。北塞称臣四十年，封疆无数获生全。”
姚希孟（1579—1636）：“缅怀祖德岂难跻，八柄河魁手自持。凤诏未闻传墨敕，貂珰只许贡朱提。兵符细柳将军令，国计元和宰相稽。蝉鬓秀才垂紫袖，批红不改旧标题。”
丁耀亢（1600—1669）：“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榆柳荫桑麻。鸣鸡犬吠满深巷，男舂妇汲声欢哗。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钱谦益（1582—1664）：“国家修明昌大之运，自世庙以迄神庙，比及百年，可谓极盛矣。”“万历中，正国家日中豫泰之候。”“当盛明日中，君臣大有为之日。”“呜呼，我神宗显皇帝，丕承谟烈，久道化成，制科取士，人物滋茂。”
王时敏（1592—1680）：“神宗之世，海内乂安，生民不见兵火。”
谈迁（1593—1657）：“今吏民嗷嗷，追念宽政，讴吟思慕，虽改代讵一日忘之哉？”
夏允彝（1596—1645）：“神庙冲龄践祚，睿质夙成……士大夫以气节相矜，虽无姚、宋之辅，亦无愧开元之盛时也。”“神庙睿圣非常，虽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止以鄙夷群臣之故，置庶务于不理。士大夫益纵横于下，而国事大坏。”
陈洪绶（1599—1652）：“枫溪梅雨山楼醉，竹坞香茶佛屋眠。得福不知今日想，神宗皇帝太平年。”
吴伟业（1609—1671）：“余尝惟国家当神宗皇帝时，天下平治。”“以余所闻，神宗皇帝时，士大夫以读书讲学相高。”“余生也晚，犹见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风习最为近古。”
顾炎武（1613—1682）：“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老人尚记为儿时，烟火万里连江畿。斗米三十谷如土，春花秋月同游嬉。定陵(即神宗，神宗葬于定陵)龙驭归苍昊，国事人情亦草草事。”
彭孙贻（1615—1673）：“眼见万历年，朝野穆清昊。”“风光漫思江南乐，父老还思万历年。”
方孝标（1617—?）：“此时神庙正垂衣，四海烽清禾黍肥。”
吴嘉纪（1618—1684）：“酒人一见皆垂泪，乃是先朝万历钱。”
林古度（1580年—1666年）：“陆离仿佛五铢光，笔画分明万历字。座客传看尽黯然，还将一缕为君穿。且共开颜倾浊酿，不须滴泪忆当年。”
徐枋（1622—1694）：“神宗朝正当国家全盛。”
杜濬（1611年－1687年）：“万历年间，……九州富庶无旌麾，扬州之域尤稀奇。。”
李邺嗣（1622—1680）：“神宗全盛日，海内一愁无。尚及闻遗老，今犹哭鼎湖。”
汪琬（1624—1691）：“琬尝追溯神宗之世，国家方承平无事。”“神宗德泽犹在人心。”
曾灿（1625—1688）：“神宗乙巳年，中原边辅无烽烟。圣人御极贤者出，粟米流脂贯朽钱。”
陈维嵩（1625—1682）：“先朝神宗御宇五十余载，六服休畅，被润泽而大丰美。”
吕留良（1629—1683）：“生逢神庙间，貌古性亦淳。海宇忘兵革，冠佩何彬彬。当时不知好，今忆真天神。三十后少年，语之笑且嗔。”[72]
魏世效（1659—？）：“万历之四十六年，天下熙暤。当斯时也，物安其性，民安其业，濡染涵育，莫不知立身爱君之道。而敦庞之风，谦下之节，亦惟此时人能有之。”
朝鲜贡使李睟光（1563年—1628年）：“巍功赫业五帝六，冠带车书四海一。商周礼乐汉文物，鼓舞尧天歌舜日。”“圣主天地千年德，呜呼!圣主天地千年德。”
朝鲜大臣朴淳：: “皇上年方十岁, 圣资英睿, 自四岁已能读书, 以方在谅阴, 未安于逐日视事, 故礼部奏, 惟每旬内三六九日视朝。 仍诣文华馆, 御经筵, 四书及《近思录》、《性理大全》, 皆毕读。 自近日, 始讲《左传》, 百司奏帖, 亲自历览, 取笔批之, 大小臣工, 莫不称庆。”
朝鲜使臣对万历皇帝执政前期的勤政是极为称道的：“因闻皇上讲学之勤，三六九日，则无不视朝，其余日则虽寒暑之极，不辍经筵。四书则方讲孟子，纲目至于唐纪，日出坐殿，则讲官立讲。讲迄，各陈时务。又书额字，书敬畏二字以赐阁老，又以责难陈善四字，赐经筵官，以正己率属四字，赐六部尚书，虚心好问，而 圣学日进于高明。下怀尽达，而庶政无不修，至午乃罢，仍赐宴于讲臣，宠礼优渥云。呜呼！圣年才至十二，而君德已著如此。若于后日长进不已，则四海万姓之得受其福者。”
《宣祖实录》：“今皇帝冲年即位, 资质英明, 时无过误, 朝野无事, 人情似有喜悦之意。”
成书于清初的小说《樵史通俗演义》开篇说：“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想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乱离见闻录》作者陈舜回忆说：“予生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廿六日卯时，父母俱廿三岁，时丁升平，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鱼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肉，只鸭钱六七文，斗盐钱三文，百般平易。穷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赋役轻，石米岁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
成书于天启四年的小说《警世通言》，第三十二章说：“自永乐爷九传至于万历爷，此乃我朝第十一代的天子了。这位天子，聪明神武，德福兼全，十岁登基，在位四十八年，削平了三处寇乱。那三处?日本关白平秀吉，西夏承恩，播州杨应龙。平秀吉侵犯朝鲜，承恩、杨应龙是土官谋叛，先后削平。远夷莫不畏服，争来朝贡。真个是：一人有庆民安乐，四海无虞国太平。”
成书于万历四十七年的《万历野获编》，编辑小引说：“今上御极已垂五十年。德符幸生尧舜之世，虽果处菰芦，然咏歌太平，无非圣朝佳话。间有稍关时事者，其泾渭自明，藿食者但能粗忆梗概而已。”
清世祖(1643－1661)：“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万历年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天启，崇祯之世，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绿以为奸，民不堪命，国祚随之，良足深鉴。”
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万历皇帝聪明而敏锐；他自称早慧似乎是有根据的。他博览群书；甚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他已深居宫廷几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们疏远了时，按照他时代的标准，他仍然博闻广识。
负面
《明史·神宗本纪》：“赞曰：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神皇乘运，豫大丰亨，征徭既繁，百工丛脞，揆厥乱源，所自来尔。”
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六十五卷矿税之弊》：“神宗奕叶升平，边圉封贡，海内乂安，家给人足...逮至万历二十四年，张位主谋，仲春建策，而矿税始起...当斯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
清高宗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宋浚吉: “不怨暗君, 天启皇帝不可怨之君, 而万历皇帝以初年英豪之主, 临御四十年, 未尝引接臣僚, 此可为戒者也。”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王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轶事
贤臣为宝，珠玉何益
万历元年十月八日，是日讲的日子，朱翊钧在文华殿听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当张居正讲到宋仁宗不喜珠饰，值得效法时，朱翊钧立即表示同感：“贤臣才是宝，珠玉又有何益！”张居正接着说：“圣明的君主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可以养人，而金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书经》称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道理也就在这里。”“是啊！宫里的人喜欢装饰，我在年赐时每每节省，宫人们都有意见，我说国库的积蓄又有多少呢？”朱翊钧又回答说。张居正便夸奖道“皇上能这样说，真是社稷生灵的福气啊！”当时朱翊钧才不过十岁。
少年老成
万历二年，朝鲜使臣许篈、赵宪前来朝贡。许篈在其前往中国记录见闻的《朝天记》对年幼的万历天子的形象进行了描写，记载其“声甚清朗”“天威甚迩，龙颜壮大，语声铿然，(我)不胜欢欣之极”同行的另一位使臣赵宪则更生动地记录地在《朝天日记》道“上(万历皇帝)年仅十二岁，而注视别人时十分老成，端坐在龙椅上也不曾摇动，并不会叫太监内臣传达他的旨意，反而是亲自对臣工下圣谕，而声音玉质渊秀，金声清畅。(我)一听到年幼天子的声音，就感动起来，对以后天下太平万岁的希望，也更加愈切了。”，而赵宪甚至把年幼的万历天子与其父明穆宗作比较，却指出其父上朝时精神不集中、时常东张西望，而且声音微弱，需要宦官再去大声宣旨，仪态形像不佳。
喜好读书
自从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终于能摆脱出翰林学士的羁绊；而自从他成为父亲以来，李太后也不再管他的生活。但是，皇帝自幼聪惠，在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不再有兴趣和小宦官去打闹，而是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诸祖宗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药、剧本、小说等各个方面。
罢治水田
万历十四年三月，一次君臣召对中，因京师阴霾蔽空，皇帝决定减免一些税赋，并认为或许最近开水田太过扰民，而致上天警示，应当停止，阁臣申时行委婉地说道：“京东地方，田地荒芜，废弃可惜，相应开垦。”皇帝复说道：“南方地下，北方地高。南地湿润，北地碱燥。且如去岁天旱，井泉都干竭了。这水田怎能做得？”于是申时行顿时认为圣裁允当，拜首执行。
御史拿人
明朝遗民李长祥在“天问阁集”的“刘宫人传”中也对万历皇帝有过高度评价，甚至认为万历皇帝比起东汉光武帝，唐太宗来，品德更在其上。
明末流离出宫的一个老宫女刘氏曾在万历年间任职。他与李长祥讲述当年的事情“一天内官（太监）持朱笔写的传票给万历皇帝看，皇帝看完不说话，太监说：“连皇帝内侍的左右内官都容不下，还敢来捉拿。”皇帝沉默了一回，便回答说：“用朱票捉拿人是巡城御史的职责，怎么能夺他权柄，阻碍他执法，况且你们一定是干了些什么坏事。这事朕不管，人就随他捉拿吧。”这时候皇帝还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李长祥览神宗遗事，原来是当年有一人告内官于御史，御史不知道他已经进宫了，即出朱票拿人。手持朱票去捉人的也不是有经验的人，直接走到午门去索问。一众内官马上就大怒并把票夺走，走到皇帝面前奏上此事，皇帝说的话就跟老宫女刘氏一模一样，居然两事能互相对证。
李长祥也不禁大加赞许：“呜呼圣人哉，圣人哉......考当日所为，亦饰语耳，若神宗乃真有其实，虽唐虞三代之令主，何以加此。其能使海内家给人足，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者四十八年，有以哉！”
怠政之谜
明神宗尸骨被发掘后，发现其驼背后左右脚短，但学者认为神宗生前并不适用。一说神宗生前从未走出过紫禁城，也不符史实，《明神宗实录》均载，祭先皇陵、祭天、祈雨、祭孔、祭先农等重大仪式均由皇帝主持，且亦有参与骑马、步行，均不见有载其残颓之说，尸体上发现的残缺应该是年老时造成的，而非先天疾病，且三十年不上朝的神宗，其实都有在内廷批奏折、发令等，并非完全不事朝政。
中英交流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给当时中国在位的神宗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英中两国开展贸易往来以及在其他领域交流的愿望。同时还派使者约翰·纽伯莱出使明朝，将这封亲笔信递交给神宗。然而使者在途中遇难，但是这封亲笔信却没有丢失，伊丽莎白一世感到相当无奈，表示这件不幸的事情是她的终身遗憾。现在这封亲笔信被大英博物馆收藏[78]。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邀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伊丽莎白二世决定将那封时隔390年的信作为赠礼送给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深情地说：“390年前那封信未能到达你们这个伟大而美丽的国度，今天终于由我本人平安地送到了，我为此感到由衷地自豪。”[79] 伊丽莎白一世写给明朝万历帝的亲笔信内容如下：
呈上此信之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彼之能作此难事，在于完全相信陛下之宽宏与仁慈，认为在经历若干危险后，必能获得陛下之宽大接待，何况此行于贵国无任何损害，且有利于贵国人民。彼既于此无任何怀疑，乃更乐于准备此一于吾人有益之旅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而我臣民亦不能不作此类之尝试。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予吾人在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则陛下实行至尊贵仁慈国君之能事，而吾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吾人极愿吾人之请求为陛下之洪恩所允许，而当陛下之仁慈及于吾人及吾邻居时，吾人将力图报答陛下也。愿上天保佑陛下。耶稣诞生后1583年，我王在位第25年，授于格林威治宫。
家庭成员
妻妾
王后
孝端显王后王氏，王后，谥曰孝端贞恪庄惠仁明媲天毓圣显王后，合葬定陵，主祔庙。
孝靖王后王氏，光宗朱常洛生母，初封恭妃，后进皇贵妃，崩，谥温肃端靖纯懿皇贵妃，葬天寿山。明熹宗谥曰孝靖温懿敬让贞慈参天胤圣王太后，迁葬定陵，祀奉慈殿。
妃嫔
贵妃郑氏，九嫔之一。封贵妃，后进皇贵妃。薨，谥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葬银泉山。南明弘光帝谥曰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
敬妃李氏，原为宫人，初封敬妃，后进皇贵妃。薨，谥恭顺荣庄端静皇贵妃，葬银泉山[80]。南明永历帝谥曰孝敬恭顺荣庄瑞靖敬天光圣太皇太后。
端妃周氏，九嫔之一。
端靖荣妃王氏[81]，九嫔之一。
德嫔李氏，九嫔之一。崇祯二年薨。
荣嫔李氏，九嫔之一。天启六年薨。
慎嫔魏氏，九嫔之一。死于万历三十四年。
敬嫔邵氏，九嫔之一。万历三十四年薨。
顺嫔张氏，九嫔之一。万历十六年(1588年)十二月，礼部题顺嫔张氏薨逝。
和嫔梁氏，九嫔之一。崇祯十六年薨。
宣懿昭妃刘氏，思宗尊为太妃。
宜妃杨氏
清惠顺妃李氏：（?－1623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八月册封顺妃。生有皇幼子朱常溥和皇幼女天台公主朱轩媺（皆早夭，次序不详）。[82]天启三年薨逝，谥号清惠，袝葬银钱山恭顺荣莊端靖皇贵妃旁。
庄靖德妃许氏，原为宫人。
温静顺妃常氏南山公常江的女儿。
僖妃王氏
悼嫔耿氏。万历十七年六月悼嫔耿氏薨。
侍御胡氏，未获正式册封
贵人郭氏
兄弟
宪怀太子朱翊鉽
靖悼王朱翊铃
潞简王朱翊镠
子女
子
光宗朱常洛（1582－1620，38岁），母孝靖王太后王氏，继皇帝位一月后死去。
邠哀王朱常溆（1585年），甫生即死，母恭恪皇贵妃郑氏。
福王朱常洵（1586－1641，55岁），母恭恪皇贵妃郑氏，被李自成所杀，追尊明恭宗。
长子朱由崧，南明弘光帝，庙号安宗。
沅怀王朱常治（1587－1588），母恭恪皇贵妃郑氏，一岁殇。
瑞王朱常浩（1590－1644，54岁），母端妃周氏，被张献忠所杀。
惠王朱常润（1594－1645，51岁），母敬妃李氏，南明时被清廷所杀。
桂端王朱常瀛（1597－1645，48岁），母敬妃李氏。追尊明礼宗。
四子朱由榔，南明永历帝，庙号昭宗。
永思王朱常溥（1604－1606），母顺妃李氏，两岁殇。
女
荣昌公主朱轩媖（1582－1647），母孝端显王后，万历二十四年下嫁杨春元，在清朝顺治年间去世。四十四年，春元卒。久之，主薨。
云和公主朱轩姝（1584－1590），母贵妃郑氏，六岁早薨，追册。
静乐公主朱轩妫（1584－1585），母荣妃王氏，薨于万历十三年闰九月戊午。
云梦公主朱轩嫄（1584－1587），母孝靖太后，明光宗同母妹。三岁早薨，追册。
仙居公主朱轩姞（1584－1585），母德嫔李氏，万历十二年七月二十日生，同年十二月三十日薨逝。
灵丘公主朱轩姚（1588－1589），母贵妃郑氏，于万历十六年八月甲午生，万历十七年五月庚申薨。
寿宁公主朱轩媁（1592－1634），母贵妃郑氏，二十七年下嫁冉兴让。
泰顺公主朱轩姬（？－1593），母德嫔李氏，夭折，追册。
香山公主朱轩嬁（1598－1599），母德嫔李氏，在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庚戌赐名，六月庚寅即薨。
天台公主朱轩媺（1605－1606），母顺妃李氏，夭折，追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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